薛济民简介

　　薛济民，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，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法律工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，江苏省律师协会副会长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委员会副主任，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。主要著作有《南京律师发展战略研究报告》、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困难与对策》、《企业改制中的法律问题与对策》等等。参与起草了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》，参与编写的《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》、《律师法的理论与实践》被江苏省委党校作为教材。曾获南京市十佳律师、南京市十佳政法工作者、江苏省十佳律师、江苏省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等称号，并获得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授予的“为律师行业管理工作做出无私奉献奖”。

　　今年10月28日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《律师法》，修改后的《律师法》将于明年6月1日起施行。

　　《律师法》是规定律师权利和义务的法律。薛济民一直在关注着这部法律的修订全过程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名执业律师，还因为他担任着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的职务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，为律师维权，是他的应尽职责。

　　和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说起新修订的《律师法》，薛济民谈兴很浓。他认为，这部新《律师法》，最主要的是对律师进行了“正名”。此外，该法还有个显著变化，就是充分保障了律师的执业权利。律师是代理人和辩护人，律师的权益得到保护，执业环境得到改善，就能更加充分地保护被辩护人和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，这是法治进步的表现。

　　记者：新法是如何给律师“正名”的？

　　薛济民：新法在总则中规定，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，接受委托或者指定，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，并首次将律师定位为“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执业人员”。

　　这一定位，与联合国公约《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》的精神是一致的。尤其是“维护法律正确实施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”这两点意义深远，是从法律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律师的社会价值，有助于增强律师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有助于提高社会对律师社会角色的认识和尊重。

　　之所以说新法对律师的职业定位是一次“正名”，是因为现行《律师法》与之前的《律师暂行条例》对律师的界定有错位。

　　1980年施行的《律师暂行条例》给律师职业的定位是“国家法律工作者”，法律顾问处属于国家“事业单位”。规定律师是“国家法律工作者”就是一种错位；现行《律师法》回避了律师的社会属性，直接将律师定位于“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”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引申为“社会中介人员”。这使得中国律师不仅丧失与世界同行共同具有的职业属性，也被排斥在国内法律职业群体之外，从而失去了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平等获取和行使职业权利的平台。

　　记者：确实，律师的社会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相比，似乎并不平等。

　　薛济民：现状就是如此。但造成这种现象主要还是我们的法律。除了刚才提到的有关律师的职业定位外，现行《律师法》规定，律师参加诉讼活动，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。但诉讼法律，尤其是《刑事诉讼法》却给律师执业设置了一些障碍，直接造成律师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。

　　记者：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？

　　薛济民：先说“会见难”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有两个前提条件：办案机关批准，办案人员在场。这就是说，律师要想见到被羁押的嫌犯，先要办案机关领导同意，还要由办案人员陪着到看守所才行。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，在实践中就成了律师会见的障碍。

　　律师申请会见，办案机关找出种种理由搪塞、推诿很常见。我们知道，刑事案件都要经历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理三个阶段，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起到侦查终结，这个阶段为侦查阶段，一般历时3个月。在这个阶段，律师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，以了解案情，为嫌犯提供法律帮助。但现状是，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，常常被侦查机关以领导不在无法审批，或办案人员工作忙无法陪同等理由拒绝，导致很多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法会见到犯罪嫌疑人。即使获准会见，陪同的办案人员也不离律师左右，并且不准律师与嫌犯谈案情，理由是“会影响案件侦查”，律师只被允许向嫌犯解释法律规定。更有甚者，一些监管场所还安装了监听、监控设备，律师的会见权形同虚设。

　　嫌犯被移送审查起诉后，律师申请会见，情形也是如此，也存在着会见难的问题。

　　案件进入审理阶段，一般来讲，法院接收案件后10天左右就要开庭，律师往往只能在这10天中通过会见被告人，查阅指控犯罪的卷宗材料，再进行有针对性地搜证、补证。由于辩护律师准备材料的时间有限，匆匆出庭，与控方抗辩的结果常常是“一边倒”，无法与控方抗衡。

　　记者：阅卷难又是怎样的情形呢？

　　薛济民：《刑事诉讼法》第36条规定：“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，可以查阅、摘抄、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、技术性鉴定材料。”“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，可以查阅、摘抄、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。”

　　依据这条规定，就意味着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只能看到诉讼法律文书和鉴定材料，无法看到嫌犯的口供和其他旁证材料，也就无法了解案件的实质性情况，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有针对性地收集有利于嫌犯的抗辩材料。

　　即使在审判阶段，检察机关也仅仅移送一些指控犯罪的主要材料，而对被告人有利的材料或可能影响定罪、量刑的材料在庭审前不移送，辩护律师查阅了这些并不完整，并且不利于被告人的材料，要想充分发挥辩护作用，难度显而易见。

　　记者：调查取证难又难在哪里？

　　薛济民：《刑事诉讼法》第37条规定：“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，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。”“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，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、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，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。”

　　实践中，一些与案件相关的人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根本不愿接受律师调查；个别办案机关为把嫌犯或被告人送进牢房，甚至指使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拒绝被告方律师的调查。尽管《刑事诉讼法》赋予了律师调查取证权，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使得律师无法真正行使调查取证权。

　　另外，《刑法》306条规定的“妨害作证罪”，有点像一把悬在律师头上的剑，使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活动具有了一定的风险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南京一名律师曾接受苏北一犯罪嫌疑人委托担任辩护人，就在他介入调查后不久，由于该案一名重要证人的证言发生了变化，当地警方就认为是这名辩护律师“从中作梗”，便认定该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，上网通辑。虽然此案后来被撤销，但这名律师头顶犯罪嫌疑人的帽子，那段日子可以说是度日如年。

　　中华全国律协做过统计，1997年至2005年间，全国有256名律师因刑事辩护被办案机关审查，其中82人被采取强制措施，最终只有22人被判处徒刑。

　　由于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已成为高风险职业，办案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参与率逐年下降，南京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参与率还不到30%，北京市更低，甚至不到20%。于是，学界一直在质疑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，并强烈要求取消以律师为主体的“妨害作证罪”。最近有消息说，有关立法部门已在调研“妨害作证罪”的取消问题。

　　另外，现行《律师法》也规定，“律师承办法律事务，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，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。”这条规定使得律师在进行民事调查时也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碍。不少行政机关以这条规定为由，拒不提供信息服务。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、房产管理部门、土地管理部门要求律师必须提供代理诉讼的证据，才允许律师查阅工商企业登记、房产权属登记或土地使用权登记资料，这使得律师只有在办理诉讼业务时才能查阅相关资料，而限制了律师更好地开展其他法律事务。

　　记者：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这“三难”造成了什么后果呢？

　　薛济民：会见权、阅卷权、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，却又被有关法律予以了限制，直接导致这“三权”形同虚设，变成了“三难”；“三权”变“三难”受到损害最大的还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。由于辩护律师无法在同一个层面上与控方进行抗辩，无法抵抗，依法为被告人做无罪或是罪轻的辩护就无从谈起；再就是，律师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，律师都无法为被告人做正常的辩护，或是都不愿受理刑事案件，这种律师是不可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和认可的。

　　记者：新的《律师法》对律师这“三权”又是如何保护的呢？

　　薛济民：修改后的《律师法》确实进一步保护了律师的执业权利。该法第33条除规定了“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，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，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”外，还特别强调了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不被监听”。

　　这就是说，律师会见只凭“三证”就可以了，而无需再经过办案机关同意，办案人员也无需陪同在场。并且“不被监听”的规定也符合联合国公约《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》。该公约第8条规定，“遭逮捕、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就有充分机会、时间和便利条件，毫无迟延地，在不被窃听、不经检查和安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。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。”

　　新修改的《律师法》第34条规定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，有权查阅、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。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，有权查阅、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。

　　这样的规定扩大了律师查阅嫌犯、被告人涉及罪行的材料范围，有利于律师了解全部案情，并有针对性地展开补充调查。

　　同时，新《律师法》第35条规定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，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，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。

　　这条规定说明，律师调查取证无需办案机关的同意，完善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。

　　记者：新《律师法》实施后，可以预见，律师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现状将得到极大的改变。但假如律师滥用会见权、阅卷权、调查取证权，出现了后果怎么办？

　　薛济民：新《律师法》进一步补充、细化了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，规定律师违法违规，由市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，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省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执业证书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具体行为有，违反规定会见法官、检察官、仲裁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，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；向法官、检察官、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、介绍贿赂或者指使、诱导当事人行贿的；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；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，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；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，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，侵害委托人权益的；扰乱法庭、仲裁庭秩序，干扰诉讼、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；煽动、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、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；发表危害国家安全、恶意诽谤他人、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；泄露国家秘密的。

　　记者：应该说，新《律师法》对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是有促进作用的。

　　薛济民：是的。但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，仅仅靠修改《律师法》还远远不够，还需要修改完善相关的诉讼法、实体法等法律，同时也需要司法人员不断更新执法理念，自觉维护和保障律师合法的执业权利。